详解党锢之祸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后汉书•窦宪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了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了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象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宦官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者侯览传》)。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朱穆传》);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者单超传》)。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入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数字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人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起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李固传》)。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官僚、儒生集团反对宦官的斗争方式有以下几种：
1.上书苦谏。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吏向皇帝上书，指斥宦官擅权的弊端。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上书，寄希望于桓帝。官僚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杨秉传》)，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这时桓帝已是宦官手中的傀儡，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效，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仅李云在上书中说了“是帝欲不谛乎?”这样一句话，刺痛了桓帝，因而获罪死在狱中。陈蕃、杨秉因为替李云伸冤，也被罢官撤职。
2.大造舆论。成千上万的太学生聚集在一起，交游的活动自然也就频繁起来。他们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不仅如此，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僚经常发生联系。据《党锢传序》载，官僚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党锢传序》)。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口易记。朝廷每年派人到各地采集风谣，以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标准。官僚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在当时叫“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往往能够左右乡里的舆论。因而也就影响到一个人的官运前程。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党锢传序》)。
3.闹学朝。以闹学潮的形式进行斗争，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早在我国东汉末期就出现了。冀州刺史朱穆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羽反遭报复，太学生为此愤愤不平。公元153年，刘陶率领数千名太学生为搭救朱穆而掀起了一次学潮。他们向皇帝上书，痛斥宦官为虎狼，表示愿代朱穆受刑。迫于压力，桓帝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因为宦官诬陷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并把他下狱，又激怒了太学生。于是，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迫使桓帝赦免皇甫规。
4.弹劾镇压。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公元165年，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残暴罪行，侯参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桓帝没有办法，只好免掉侯览的官职了事。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宦官单超传》)的罪行，左悺，左称也都畏罪自杀。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处死，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此后，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党锢李膺传》)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纵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宋修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史载：“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党锢传序》)。太学生把敢于同宦官进行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其过程简述如下：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其次，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党人遭受迫害时，张俭逃亡，许多人为了保扩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张俭传》)这一记载可能有所夸张，但却反映出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
再次，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汉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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