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会武功
满族人在关外时，主要以畜牧、游猎为生。因此，扬鞭策马，弯弓射箭，几乎是每个成年男子必备的本领。加之努尔哈赤为狩猎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创建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骑射更成为每个旗民的必修之课。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为清王朝造就了成千上万能骑善射的将士。这些将士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中，贡献重大。于是，骑射尚武，被清朝诸帝奉为“满洲根本”、“先正遗风”。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以保持骑射传统不至丢弃。首先是加强皇子宗室、八旗贵胄勿忘骑射传统的教育。顺治帝曾规定，10岁以上的亲王及闲散宗室，每隔10天到校场进行一次骑射演习。对20岁以上有品秩的宗室要求更严，指定他们每年春秋要戴盔披甲，参加宗人府举行的弓马考试;并授权宗人府对态度怠惰，成绩低劣者进行参处。顺治帝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宽纵，特为幼小的玄烨(后来的康熙帝)选择了技艺高超的侍卫默尔根做老师，训练玄烨骑射，像读书作字一样“日有课程”。玄烨稍有不合要求，默尔根即直接指出。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玄烨练就一身好武功，能用长箭，挽强弓，策马射侯(布靶)十有九中。康熙二十二年，他在浅草丛中一箭射死猛虎，又传在马上连发三箭，箭箭射过峰顶，其山便称为“三箭山”。晚年他曾对众群臣、侍卫说：“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计矣。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
康熙帝深感掌握骑射武功，是保持满洲贵族优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为诸皇子督课，命他们黎明上殿背诵经书，继而练习骑射，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康熙帝本人也常常率领众皇子和侍卫大臣，到西苑紫光阁前练习校射。
对普通八旗子弟，康熙帝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清入关以后，很多旗员见应举赴考升迁较快，纷纷放弃武功，争趋文事。骑射传统已渐有丧失殆尽的危险。康熙帝便在鼓励八旗子弟报考文场的同时，特命兵部先行考试满语和骑射。只有弓马合格者方准入闱，以示不忘尚武之本。此外，康熙帝又大大提高武试人员的地位。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后，每当在紫光阁前考试武进士骑射、刀、石时，康熙帝都亲自拔擢其中弓马娴熟、武艺高超者充任御前侍卫，附入上三旗。雍正年间明文规定：汉武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一等侍卫，第二、三名授二等侍卫。对习武的人来说，担任御前侍卫，是难得的荣耀。
确立大阅、行围制度，是清王朝崇尚武功，倡导骑射之风的又一重要措施。大阅典礼，每三年举行一次。皇帝要全面检阅王朝的军事装备和士兵的武功技艺。八旗军队则各按旗分，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鸟枪、骑射、布阵、云梯等各种技艺。清帝除以大阅这种形式来训练八旗军队外，也把大阅视为向各族首领炫耀武力的机会。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蒙古喀尔喀诸部台吉(清廷赐封蒙古部落的爵号)进京朝贡，康熙帝特命举行大阅，演习一批新型火炮，并全副武装来到举行大阅的王家岭。参加检阅的十几万八旗官兵，早已陈兵列队于山坡谷底。康熙帝升座后，军中响起螺号声，接着红旗飞扬，排炮并发。几百门大炮相继轰鸣，场内的靶侯随声而倒，场面十分壮观。随同康熙帝参加大阅的蒙古各部落王公，从未见过如此阵势，不免呈现惊惧之色。康熙帝十分得意，但却假作安慰：“阅兵乃本朝旧制，岁以为常，无足惊惧也。”
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起，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猎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训练八旗军队的实战本领。或猎于边墙、或田于塞外，四、五十年来，从未中断。对皇帝这样不辞劳苦，每年往复奔波于长城内外，不少朝臣困惑不解。有人甚至以“劳苦军士”为由，上疏反对。这种与尚武之风背道而驰的奏疏，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绝。他不但一如既往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而且为平息蒙、藏地区的动乱，还数次领兵亲征宁夏、内蒙。有一次康熙帝率军行至呼和浩特，遇到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行营处早已准备好御营，但康熙帝为鼓舞士气，却身披雨衣，伫立旷野，直到几十万大军全部安营扎寨，才入营用膳。事实证明，由于康熙帝不忘武备，勤于训练，八旗军队才能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战役中，获得辉煌的战绩。康熙帝晚年曾以满意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征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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