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他的程朱理学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朱熹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其基本观点包括：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 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一、朱熹其人──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字元晦，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婺源县城人。淳熙(1181)八年十二月，朱熹不畏权奸，连续上书十次弹劾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终于罢免了唐仲友。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策。朝廷识其才，多次委以重任，朱熹力辞不受，致志于理学。
朱熹继承北宋二程的思想，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两本书──《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为他奠定儒学一代宗师的地位。
《孟子集注》为儒家的第二圣人--孟子，确立了地位。主张“民重君轻” 的孟子被正式确立了亚圣的地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开明专制的时期。《孟子》共七篇，是孟轲及其弟子所著以“仁政”、“王道”为中心的儒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朱熹所作的《孟子集注》使之身价倍增，从子部一跃而入经部，朱熹注搀入了他作为理学家的许多见解，是一部经典注本。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到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它被列为"四书"之首，与《论语》、《孟子》、《中庸》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师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着《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朱熹所处的时代──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任何一个理念的产生和它所处的时代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宋朝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朝代。真正推崇儒家的是宋朝。推论其原因：残唐、五代割据的局面到宋终于归于统一。赵匡胤(927──976，在位17年)在《咏初日》诗中写到：“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在这种欢快的心情之下，宋的统治者选择了儒教作为治国之策。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儒教的地位之高。儒教是大乱之后走向大治的社会在思想、方法上必然的选择，儒教也为宋带来空前的繁荣。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的巅峰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
政治上，必须加强集权，削除藩镇。没有稳定，一事不成，宋太祖深明此理。建隆二年七月的一个晚上，赵匡胤宴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酒酣耳热之际，说道：“我是靠你们出力，到了这个地位，感念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为难了，我彻夜难眠，不敢安枕。”石守信等人惊问其故，宋太祖说“这很明白，皇位谁不想要?”石守信等人听了大吃一惊，忙顿首曰：“陛下何出此言，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你们部下却想要富贵，一旦黄袍加身，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等纷纷上表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千古佳话。它本身就说明了战乱之后，人心思定的大众心态。也体现了赵匡胤不同于列朝杀功臣的仁慈之心。
宋朝政治清明，没有历史上的外戚、太监、权臣、暴君等弊政。难能可贵的是：“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立下密约于祖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专门建立了言官谏言制度。宋朝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唯一的一个学术自由的时期。苏轼说：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贤哉，赵匡胤。
到了宋朝中叶(1023──1100年)，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统治阶层又发起了两次较大的改革。即范中淹──欧阳修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即出自范中淹笔下，可见当时政治之清明。
https://www.tonghuashijie.net/sh/444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