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举说几句公道话
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从此科举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来看，抨击的多，肯定的少，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此，我要为科举说几句公道话。
科举曾是先进的选拔人才方法
要评论科举，首先应对科举的产生作一番历史的考察。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平民百姓则没有份儿。推荐的标准不是品德、才学，而是门第高贵，因而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象。到了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这算是进了一步，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结果呢，“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家豪族垄断了做官的权利，庶族地主都难以分到一杯羹，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情况变了，“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
科举考试内容是不是脱离实际
最近有人写文章，仍然认为科举考试内容“毫无实际意义”。这个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我举几个古代和近代的例子来说明科举考试内容并非都是脱离实际的。
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W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这样的考题能说它没有实际意义，不能经世致用吗?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这些题目都不能说它毫无实际意义，与经世致用无关。
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
科举选拔人才是否公平、公正
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只有一个，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这对于稳定人才的来源，激励社会上对教育的重视，都有很大的作用。有人以为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认为科举并不公正。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这是科举制度不公平。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很多，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
有人认为，科场案件屡见不鲜，只要肯花钱，平庸之辈也能金榜题名。这种现象确实也有，但不是普遍的。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要在科场中作弊很不容易。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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